闻听滇军来受降，5万日军南逃投降英法军队，结果还不如原地投降

闻听滇军来受降，5万日军南逃投降英法军队，结果还不如原地投降

1945年的秋天，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遍亚洲大地时，在越南北部驻扎的8万日军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是留在原地向即将到来的中国滇军投降，还是南下向英法军队投降？在恐惧与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其中5万日军选择了后者，他们匆忙转移至越南南部，以为可以逃避战败后的清算。然而，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的转折。这些日军或许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个选择不仅没能让他们逃脱战争罪责，反而将他们推向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为什么他们最后会后悔这个决定？他们在南方究竟经历了什么？而留在北方的3万日军，又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一、日军南逃内幕

世人皆知日本投降时越南北部有8万日军，却不知这支部队竟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诏书传到越南北部，驻扎在此的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起初并不相信这个消息。直到8月22日，他才收到来自日本大本营的正式投降命令。

这支横行东南亚的日军，此时却犹如惊弓之鸟。土桥勇召集军中高层开会，会议上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就地向中国军队投降，有的则提议南下投奔英军。最终，土桥勇拍板决定：部队分为两部分，他本人率领大部分军队南撤。

这个决定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考量。1945年8月下旬，土桥勇收到情报：中国滇军即将入越接收投降。提到滇军，日军高层不寒而栗。此前在滇西战场上，这支部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正是这支军队，将日军拖入了惨烈的滇西会战。

9月初的一个深夜，日军开始了他们的南逃之路。军需处长今井茂夫收到命令：将军需物资分成两批，大部分要跟随南下。今井茂夫连夜组织人手，将存放在河内各个仓库的军需物资装车。大米、罐头、药品、被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向南运送。

南逃的5万日军分三路南下。第一路沿海岸线南下，第二路沿铁路南进，第三路走内陆公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放弃了重型装备，携带轻便武器，昼伏夜行。路上遇到越南民众，就谎称是去南方执行任务。

然而，日军的这次南逃并非一帆风顺。在广南省，一支日军部队遭遇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武装力量伏击。这场遭遇战中，日军死伤数十人。更令日军头疼的是，沿途不断有溃逃的士兵。据统计，仅在南下途中，就有近千名日军士兵脱队。

到达西贡时，日军发现情况和预想的大不相同。英军指挥官葛雷西准将根本没有多余人手接管这些投降的日军。无奈之下，英军只得启用了被日军关押的法国战俘。这些法国士兵刚从战俘营里走出来，立刻就成了看守者。

当年虐待他们的日本兵，如今成了他们的囚犯。这种角色的转换，注定带来了新的矛盾。法军不仅要求日军向他们敬礼，还时常借故刁难。在一处战俘营里，法军甚至将每天的饭食减少了一半，声称这是＂战时伙食标准＂。

二、英法军队的特殊安排

1945年9月中旬，当5万日军陆续抵达西贡时，英军第20师指挥官葛雷西准将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手中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兵力，这些部队既要负责接收日军投降，又要维持当地秩序，更要应对越南南部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

在西贡的英军指挥部，葛雷西准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焦点是如何处置这些突然南下的日军。英军参谋长提出了一个建议：释放被日军关押的法国战俘，让他们协助管理日军俘虏。这个提议立即得到采纳。

被释放的法国战俘主要来自三个群体：驻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从法国本土被押解来的战俘，以及从新加坡等地被转移来的法军官兵。这些法国军人在日军统治期间，经历了非人的待遇。在西贡近郊的战俘营里，法军每天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配给，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1945年9月23日，英军开始为这些法国战俘重新配发武器装备。起初，英军只给他们配发了部分轻武器。但随着局势发展，法军逐渐获得了更多武器，包括从日军缴获的武器。一支临时编组的法国看守部队就此成立。

然而，这个安排很快显露出问题。在堤岸区的一处战俘营，法军看守强迫日本军官打扫厕所，这引发了一场冲突。日军军官声称这种行为有辱军人尊严，拒绝执行。法军看守则以＂你们过去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为由，坚持命令。最终，这场争执演变成了一场械斗。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例。在朱笃市的战俘营，法军看守削减了日军的口粮配给。他们声称这是在执行＂战时伙食标准＂，实际上却将克扣下来的物资据为己有。更有甚者，一些法军看守会无故殴打日军俘虏，借此发泄积怨。

英军对这种局势感到头疼。葛雷西准将曾下令调查虐待事件，但收效甚微。一方面，英军人手不足，难以直接管理所有战俘营；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法军的配合来维持当地秩序。

到了10月初，情况进一步恶化。在某些战俘营，法军看守开始对日军俘虏实施集体惩罚。如果一个日军士兵违反规定，整个营房的人都要受罚。这种做法引发了日军的强烈不满。在西贡北郊的一处战俘营，日军甚至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暴动，试图夺取武器。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英军不得不加强戒备。他们在主要战俘营外增派了卫兵，并要求法军看守定期汇报情况。但这些措施收效有限，战俘营内的矛盾依然持续。直到1946年初，当地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日军已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三、留在北方的日军境遇

相比南逃的日军，留在越南北部的3万日军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1945年9月中旬，中国远征军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北部，开始接收日军投降。这支部队由卢汉将军统率，先期进驻河内的是第93军和新编第1军。

9月14日，在河内市政厅举行的投降仪式上，日军第38军参谋长铃木启久代表留守部队向中国军队投降。仪式现场，日军将官整齐列队，依次向中国军官上交军刀。这些军刀后来被保存在昆明军事博物馆，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中国军队对战俘的处置方式与英法军队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将日军分散安置在河内郊区的几个营地，而不是集中关押。这样的安排降低了管理难度，也减少了俘虏之间串联的可能。其次，中国军队保留了日军原有的指挥系统，通过日军军官来维持战俘营的秩序。

在物资供应方面，中国军队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他们接收了日军遗留的军需物资，用于维持战俘营的日常运转。根据当时的记录，每名日军俘虏每天可以得到500克大米、100克蔬菜和适量盐巴。这个伙食标准虽然不算丰富，但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

中国军队还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让部分日军参与维持当地治安。1945年10月，在河内市区，曾出现一支由日军战俘组成的治安队。他们在中国军官的监督下，协助维持市场秩序，打击偷盗行为。这支特殊的队伍持续工作到11月底，直到当地越南政府接管治安工作。

然而，并非所有日军都能适应战俘生活。在北江省的一处营地，发生过日军集体逃跑事件。1945年10月15日夜晚，约200名日军俘虏趁守卫交班之际，破坏围栏逃往丛林。中国军队立即展开搜捕，最终在三天后抓获了大部分逃兵。这次事件后，中国军队加强了营地警戒，增派了哨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队对待战俘的态度相对温和。没有出现报复性的虐待行为，也没有强迫俘虏做侮辱性的劳动。这种做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到1945年底，不少原本逃往山区的日军闻讯后主动投降。据统计，仅在12月份，就有近500名日军从山区走出来，向中国军队投诚。

1946年初，随着战后秩序逐步恢复，中国军队开始着手遣返日军俘虏。第一批遣返的是伤病员和年老体弱者，他们经由海防港乘船返回日本。其余的日军则分批通过陆路转移到广州，再从那里启程回国。到1946年3月底，大部分日军俘虏已经离开越南北部。

四、英法军队对日军的惩罚措施

1945年11月，随着越南南部局势逐渐稳定，英法军队开始对南逃的日军实施一系列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包括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还包括对普通日军的强制劳动。

在西贡郊外的一片橡胶园里，英军设立了专门的军事法庭。法庭由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事法官组成，专门审理日军的战争罪行。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原日军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他在审判中被指控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下令虐待关押在西贡的盟军战俘。经过为期三天的审判，山本一郎被判处死刑，并于11月底在西贡监狱被执行枪决。

在堤岸区，法军将缴获的日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在统治期间的暴行。根据这些证据，法军检察官起诉了42名日军军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原驻守芽庄的日军司令部参谋长铃木正雄的审判。1945年12月15日，法庭以＂虐待平民＂和＂掠夺私人财产＂两项罪名判处铃木正雄15年监禁。

对于普通日军士兵，英法军队采取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方式。在西贡港，数千名日军被迫清理港口设施。他们需要打捞被炸沉的船只，修复被破坏的码头。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不少日军在作业中发生意外。据统计，仅1945年12月，就有28名日军在港口作业中丧生。

在芽庄，法军组织日军战俘修复被破坏的铁路线。这条铁路是连接南北越的重要交通动脉。日军战俘每天工作十小时，在烈日下更换铁轨、修补路基。期间，法军看守经常无故殴打干活缓慢的战俘。一位名叫张伯伦的英军军医在巡视时记录道：＂这些战俘的处境比战时的盟军战俘还要糟糕。＂

1946年初，英法军队又出台了新的惩罚规定。所有参与过镇压越南独立运动的日军官兵，都要接受专门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有近千名日军曾参与镇压行动。这些人被集中关押在美萩战俘营，每天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口粮供给。

在朱笃市，法军甚至让日军战俘参与地雷清除工作。这是最危险的惩罚措施之一。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和防护装备，很多日军在清除地雷时伤亡。据法军记录，仅在1946年1月至3月期间，就有76名日军在清除地雷时死亡。

到1946年中期，英法军队的惩罚措施开始放松。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交涉。红十字会代表多次视察战俘营，对恶劣的关押条件提出抗议。在国际压力下，英法军队不得不改善战俘待遇，减少惩罚措施的强度。

五、日军战俘的最终处置

1946年下半年，随着战后秩序逐步恢复，英法两国开始着手处理滞留在越南南部的日军战俘问题。这项工作由英国远东军司令部统筹，法国驻印度支那最高专员办公室具体执行。

8月15日，在西贡港口，第一批日军战俘登上了返回日本的运输船。这批战俘主要是伤病员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计2，800人。船只由英国海军派出护航舰艇护送，经过南海，途经菲律宾海域，最终抵达日本横滨港。这次遣返行动历时12天，期间有31名年老体弱的战俘在海上死亡。

在堤岸区的集中营，法国军方对剩余的战俘进行了分类。根据战时表现，将战俘分为三类：A类是没有作战记录的后勤人员，B类是普通作战人员，C类是参与过暴行的军官和士兵。这项分类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最终统计出A类战俘12，000人，B类战俘28，000人，C类战俘3，000人。

9月初，法军开始第二批遣返工作。这次主要遣返A类战俘。他们被分成几个批次，通过海路运往日本。为了节省成本，法军还征用了几艘日本商船参与运输。这些商船原本停泊在西贡港，船员也都是日本人。在法军的监督下，这些商船完成了运送战俘的任务。

对于B类战俘，法国当局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他们要求这些战俘在遣返前完成指定的劳动任务。在芽庄，约5，000名B类战俘被派去修复被破坏的港口设施。在边和市，另有3，000名战俘参与修建公路。这些工程一直持续到10月底才完成。

C类战俘的处置最为复杂。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要求，这些战俘必须接受进一步审查。法国军事检察官对每个C类战俘都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436人涉嫌战争罪行，需要移交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1月，在完成大部分遣返工作后，法国当局又发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在战争末期逃入越南山区的日军。这些人躲避在山林间，与当地少数民族来往。法军派出多支搜索队，深入山区进行搜捕。最终在12月底前，又抓获了约200名日军。

1947年初，最后一批战俘离开越南。这批人主要是等待审判的C类战俘和部分拒绝回国的日军。他们被转移到新加坡的樟宜监狱。在那里，盟军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了最终审判。审判持续到1947年3月，共有89人被判处死刑，2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则被判处不等的有期徒刑。